在迪拜，我参加了房东的葬礼｜三明治

文｜阿企

刚搬进郁金香206室的时候，前房客尤莉子还住在厨房旁边的另一间主卧室里，她的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濒临解散，她是留下来交接的的最后一批员工。

记得到郁金香206室看房的那晚，与房东夫妇Brian和Anita告别后，尤莉子带着我一路走到地铁站。建筑工地上的探照灯遮蔽了星空，我们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小声地说话。

尤莉子告诉我，她因为筹办酋长的马术比赛从伦敦搬到了迪拜，一住就是三年。在飞往迪拜的前一晚，她还在网上找房子。就在准备合上电脑的前一刻，一条新的招租广告弹了出来。广告里没有照片，只有对公寓和小区文笔优美的描述。于是尤莉子马上顺着广告上的电话打了过去。接起陌生国际电话的房东先生Brian，在电话那头一阵慌乱。

Brian平复情绪后说，“我的广告刚刚才发出去呢。”

“我也是碰巧刚刚才看到你的广告呢。”尤莉子诚实地回答。

Anita之后告诉我们，常常接到来自尼日利亚诈骗电话的Brian误以为这是新型骗局，但第一次遇上反应速度这么快的，他不由地慌张。

从上海搬到迪拜，公司提供的公寓满期后不能再续，我每天都在迪拜招合租室友的网站上找房子。公司座落在老城区，这里有“小印度”之称，是迪拜的落脚之城。

报到后公司发了一笔安置费，加上第一个月的工资也足够签下一年的房契、自己租个单间。但当时并没有在迪拜长留的计划，心中没有把握，且不想被一纸合约束缚。相较之下，按月交租的合租更适合我。

迪拜本地求租网站上不乏附着精美照片的求租广告，郁金香206室这条照片开了天窗的招租启事被孤伶伶地撇在角落。随手点开，我马上被充满细节的描写吸引：面向花园的阳台主卧招租，卧室风格东方古典，小区环境绿意盎然。房东对房客的条件只有一个：“希望未来室友心智成熟，年龄三十岁以上”。

上一次读到这样的招租广告还是在伦敦的求学时期，房东老太太从祖上继承了一套小巧精致的西伦敦公寓，客厅里摆满了老照片和古董家具。招租的广告位为了隐私起见，没有照片，只有优美的文字和深入的描写。

对这条广告充满了好奇，顺着广告上的号码打过去，怯怯地询问：自己只有27岁，并不符合条件，不知还有没有看房资格。电话那边传来哈哈大笑，Brian和Anita马上推翻了对年龄的限制，他们说没想到会有人对这个随手写的条件信以为真。

后来Brian告诉我，这个三十岁以上的条件是按照尤莉子的样子刻画的。尤莉子之前的年轻房客，带来号称是“堂弟”的男友，在家里常住，他们在房间里抽烟喝酒，在阳台上彻夜播放音乐。在Brian出差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无奈之下，Brian对他们下达了搬家的通牒。没想到两人在临走前，在床单和床垫之间倒满了茄汁意面，还用圆珠笔涂烂了床头的古典少女油画。

206室的入口处有一架古董钢琴，钢琴上摆着Brian和Anita的旅行照片。客厅的悬梁上有一个白皮的非洲鼓，看起来像一个没有指针的钟。看房的那天晚上，听说我高中时期加入过吉他社，Brian兴奋地向我展示了他的红色吉他Fender Telecaster，还告诉我这间公寓里其实还有四把吉他，但都躺在储藏室里，无人问津。

郁金香206室的入口

其实最开始，我对搬进206室还是顾虑重重。离开家乡求学和工作多年，合租过的单身室友不少，但是和一家人住在一起的经历却从来没有过。而我对城市里合租生活没有过切身体会的家人，对这种居住模式更是充满疑虑。

在上海工作时，我的合租室友是在德勤工作的审计师。当时大家的工作都刚起步，平时见面的机会不多，相处融洽。没想到这个无辜的男孩竟然成为了母亲的心病。她经常半夜打电话来哭诉，劝我快点回到家乡，结束这和陌生男子在同一屋檐下荒唐落魄的生活。试想若在异国他乡，租住在一个有男房东的家里，家人会不会更加崩溃，更加无法接受我这无可救药的人生。

除了郁金香206室以外，我还陆陆续续看了很多公寓，但是都没有既符合家人条件又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居所。公司提供的住所马上到期，我打算搬到公司附近酒店凑合几日。把行李箱拖到办公室的那天，我突然收到了Brian的短信，他说郁金香206室的全体成员都对我评价不错，期待我的答复。

公司窗外是老城熙熙攘攘的银行街，清晨，西装革履的职员在街道上来来往往。然而，人行步道上铺满了按摩女郎的名片，若不谨慎就会打滑。夜幕降下，白日里不动声色的银行街后巷摇身变成一个五光十色的乐园。想到自己即将搬入的酒店是这声色乐园的最后一环，不禁头皮发麻。我放下了挣扎，给Brian回了信息。

于是，我搬进了这个坐落在市中心花园的小区。一条隐蔽的小径把人从乏味的沙漠城市街道，引入种满热带植物的花园。刚到迪拜的时候曾路过这里，被巴洛克风格的白色公寓楼所吸引，并暗暗想象这公寓楼里的不凡人生。一个月后，自己却误打误撞地搬进了想象中的世界。

郁金香206室的厨房和我房间阳台的风景

重复走在郁金香公寓到地铁上的路上，有时候会想起尤莉子陪着我走过的那个看不到星空的夜晚，以及她轻声的讲述。

三年前的秋天，搬进郁金香206室不久，尤莉子在日本的父亲突然陷入深度昏迷，母亲来电通知时，他已被转往重症监护室。同事载着哭泣不止的尤莉子从水烟店往家赶，到家了，Brian也为她买好了当晚起程东京的机票。虽然Brian拼错了她的名字，但她还是如愿搭上了回家的飞机。

来年春天，尤莉子和母亲决定为父亲拔下呼吸机，在富士山下送别这位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尤莉子告诉我，如果不是Brian的支持，她不会留下母亲，再从东京回到迪拜。

虽然父亲和Brian不曾碰面，也出生于不同的年代，但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喜欢收集各国的钱币，都喜欢乡村音乐，都在少年时得到一把吉他，都沉迷于Frank Sinatra和猫王的音乐。尤莉子的父亲随三菱公司外派到不同的国家，从东南亚辗转到北美，在纽约生下了她。Brian在南印度小城Chennai出生，移居伦敦三十年，游历世界各国，又回到了离家乡只隔了一个印度洋的迪拜。

她想象着父亲和Brian相遇的场景，我们这两个刚刚相遇的陌生人竟然绕着地铁站走了一圈又一圈。

"He sang as if he knew me，In all my dark despair；

And then he looked right through me，As if I wasn't there；

But he was there with a stranger，Singing clear and strong"

——Killing me softly

第一次弹奏门厅里那架古董钢琴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周六午后，我打开了琴盖，弹了巴赫平均律的前奏。Brian从房间里冲出来，坐在门厅的沙发上，万分陶醉。曲罢，他开心地说，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一个人来弹祖父的琴，我等啊等，等到琴都走了音。没想到最终等到了你，我的中国客人。

圣诞月餐桌与门厅的钢琴

Brian的手机通讯录上、我的联系方式那一栏，始终备注着“中国客人”。想起最开始Brian对我的不信任，忍俊不禁。

刚搬进206室的时候，我的上司是个虚伪的伊朗裔英国人。他常常在工作时间里带着耳机看视频，却监督我完成双倍的工作。在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以前，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公司，常常是大家都睡了才蹑手蹑脚地开门回来。

然而在男性主导的中东世界，我深知一名女性再能干也对老谋深算的上司产生不了威胁。而在这个工资和收入按照国籍和护照分配的国家，几乎接近食物链顶端的英国人们，大都自命不凡，十分傲慢。高高在上的白人君主一声喝令，办公室里彻夜通明是家常便饭。

具有语言优势的阿拉伯的同事们虽然对此不屑，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带着大家庭从周边各国迁移至迪拜，全家的签证、上学、保险都挂靠在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上，失去工作万万不可。

作为公司里唯一的中国人，既不能像忍气吞声的菲律宾人一样聚在茶水间用tagalog方言抱怨，也不想和圆滑的印度人同流合污，只能学习老实的欧洲同事，假装健忘，能躲就躲。

此时的郁金香206室，是我的避风港，打开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客厅里只有Brian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看着无声的电视，他的手边放着一把不经常弹奏的雅马哈民谣吉他。

有一天，下班时已是凌晨。回到家，Brian坐在沙发上就着几乎无声的Fox新闻，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敲打打。我最开始以为Brian听力过人，即使电视声音微弱也可以捕捉到关键信息。后来Anita告诉我，当时丢了工作的Brian，晚上看的往往是第三遍的重播，新闻的内容早就滚瓜烂熟。

听到开门的声音，坐在茶几前的Brian抬头看了看我，说：“你好呀，我从伦敦买了巧克力，快来尝尝。”

我走过去拿了颗巧克力，Brian指着他对面的沙发，示意我坐下谈谈。

Brian认真地说，“自从你搬进来以后，每天都来无影去无踪，你是不是一个特工？”

Brian郑重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但是这问题又荒谬又好笑，我连忙笑着否定，说我真的不是，然后掏出手机要向他展示我公司的照片和我画的图纸。

Brian摆摆手，让我放下手机，接着说，“我和Anita从来不伤害别人，也不怕有人敢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你。听说你还在楼下的健身会所报名了武术班，为什么一个设计师要去学武术。”

老实说，我报名学是因为班上有一个长得像旧情人的学员，但是这种少女心难以向Brian启齿。

突然间想起武术课上把我的上司想象成击打目标的快感，于是我对Brian说，“我的上司很爱欺负我，学武术能让我变得更勇敢，不被他吓倒。”

我这番充满激情的言论明显感动了空手道黑带的Brian，他兴致大起，在客厅里演示起了螃蟹步。他让我站起来跟随他的脚步练习基本功，并亲自传授我最经济的出拳方式。就这样，在安静的午夜，我们在地毯上不停来回游走，并向窗户边的圆柱一次次地出拳。

没过多久，Brian表示体力不如当前。他问我，你有没有看过一部老电影叫Enter the dragon, 年轻的时候朋友都说我很像里面的男主角。

我摇摇头。有一天他突然发来Enter the dragon视频的链接，我才发现他说的男主角竟然是李小龙。

后来Anita告诉我，年轻时期的Brian因为肤色的缘故，在管理层以白人主导的英国职场困难重重，业绩被顺手牵羊是家常便饭。甚至有时候，上司害怕出色的Brian撼动自己的地位，会对他实行一种叫推定解雇（constructive dismissal）的策略，百般刁难，逼他主动递出辞呈。听到我的故事，Brian感同深受，觉得我的英国老板一定是使用了相同的计谋。

用空手道和中国客人建立了友谊，Brian为了迎接我搬进郁金香206室，要为我举办一个party, 他和Anita来提供场地酒水和音乐。

图1，Party前女主人的小憩

图3，Brian的混音器

刚搬到迪拜的我并没有什么朋友，于是叫来同公司的一个学妹，还有一个在火锅上刚认识不久的台湾女孩。大学学妹带了印尼老公和刚出生的儿子雨果，印尼老公带了他的马来西亚同事。

学妹一家准备了豆豉清蒸鱼，马来西亚男孩做了肉骨茶，我做了红烧五花肉，不会做菜的台湾女生选择了陪伴小雨果。而Brian呢，在一众陌生年轻人前，选择了做他的保留菜目鸡肉香料米饭briyani。

看Brian做菜是种享受，但是这种体验不多，因为在他做菜的时候，厨房是除了他以外所有人的禁区。偶尔没留意打开厨房门，他好像一个被抓到在偷偷写情书的小男孩，满脸生怯。

Anita说厨房里的Brian如惊弓之鸟，是生怕自己精心研发的菜谱被泄漏。

Briyani的准备工序繁杂，每次都以Brian虚张声势的切洋葱开始。有时候Brian会戴上潜水眼镜，在厨房的水池边进行对洋葱的审判。洋葱必须精挑细选，只有个头娇小的棕色洋葱可以入围。因为这种洋葱下了油锅后析出的水分最少，风味也最浓郁。洋葱丝在滚烫的酥油里炸成香脆的细条，一半拌入米饭，一半混合成腌制鸡肉的底料。

混合香料masala是briyani的灵魂，它决定了米饭的个性，所有高明的印度厨子都有自己的独家配方。Brian也有一个号称完美比例的独家配方，从不外传。

Masala香料一向现场配置，兴致勃勃的Brian会把茶巾在大理石桌上展开，接着依次取出姜黄、孜然、肉桂叶、丁香、小豆蔻、茴香种子等各种香料，用一个小茶勺舀入茶巾中心的玻璃碗中，均匀地混合。最后和入全脂酸奶和冷却的炸洋葱碎拌开，混入鸡肉中。

蒸熟米饭，鸡肉浸在香料里慢慢炖着，一切就绪，Brian会打开厨房通向客厅的门，露出半个脑袋，轻声地呼唤：“亲爱的Anita，你可以来洗碗了。”

餐桌上的鸡肉Briyani

在异国他乡刚刚开始的生活并不顺利，老板在工作上百般刁难，爸妈对我的生活也不满意。

对我单身状况十分焦虑的爸妈，有时候会在迪拜的夜晚、中国的凌晨发来短信，感叹随着我的年纪愈加逼近三十岁，马上就要从一棵金枝玉叶变成无人问津的残花败叶，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一个女孩的三十岁，在郁金香206室是入住的特权，在家人的眼中却如同一种罪行。

我在上海工作的那年，爸妈也常常半夜发来主旨相似的长篇抒情信息，劝我早日回到家乡，结束流浪。习惯后我也一笑了知，因为实在变不出什么应急的解药来。

有一天又接近凌晨才下班，走到厨房收到了爸爸的信息，情绪实在有点难以平复，于是我回到客厅，把信息内容翻译给Brian听，问他到底该如何是好。

Brian听完了爸爸大段排比句的内容，先是赞扬了他的文采和我的翻译技巧，然后无奈地摇摇头，说，“你父母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我刚到伦敦的时候，我妈妈也常常写信逼我回家。这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你下次回中国就回不来了，我要把我鸡肉briyani的食谱传给你，这样你就可以牢牢锁住丈夫的心，实现你爸妈的愿望。”

他讲到这里，我哈哈大笑了起来。不按常理出牌的Brian确实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法，但是他的幽默却化解了我的无奈。

之后只要他再烹调鸡肉briyani，都会把我叫进厨房，见习配置香料的过程。但Brian的慷慨还是有底线的，录音和摄像坚决禁止，教学内容只能用纸和笔来记录。

这些年，吃过的briyani数不胜数，无论身在何处，只要看到菜单上有这道菜，都会不假思索地点来品尝。我自己也按照Brian传授的配方，做过几次briyani。但离开了郁金香206室的厨房，这同样的食物，感觉都少了一味。

一个平淡无奇的周六下午，Brian煮了鸡肉briyani，还应我的要求加了煮鸡蛋。几个平时常来做客的好朋友正好在附近，他们都绕路过来吃这顿有点早的晚餐。

饱餐一顿，我们照常坐在餐桌前聊天，Brian突然问我，你最近整天在房间里练的那首歌是不是Beatles的，听着很熟悉。我说是，但是我喜欢的是Ed Sheeran的版本。大家起哄要听，我虽然尴尬和紧张，还是去房间里拿了吉他。

Brian趁我拿吉他的时候绕到走廊里悄声和我说，“我只是想给你多制造表演的机会，别怕别怕。”

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弹完了In my life，大家一如往常深明大义地鼓掌，Brian面带微笑，响应得最为热烈，好像刚刚这个前奏弹错三次的吉他初学者是阿联酋一颗冉冉上升的指弹明星。

坐我右手边的Brian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向逐渐安静下来的几个朋友说，“其实，我已经被确诊肺癌第三期，能和各位在一起共享的时光只有两到三年了。” 

Anita听到这里忍不住小声啜泣起来，用纸巾揭去眼角的泪珠。大家错愕，Brian冷静地点点头，抿着嘴唇。

宣布自己大限将至后，Brian回归往常，还常常以此打趣，要挟我好好练习二重奏，不然机会不多了。起初我不以为然，觉得癌症患者康复的例子在这年代不胜枚举，人定胜天。但是没想到比癌症更不可预测的还是上帝的剧本，他的随机发挥往往把平常人小心翼翼经营的生活推进深不可测的怀疑中。

后来，这首In my life我已弹到熟烂，但是却没有再当众演奏过。所有的地点都有专属的片刻，有的歌曲也许只属于一段特定的时间。

"All these places had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

——In my life

伦敦最迷人的七零年代，印度青年Brian离开家乡Chennai，在伦敦一住就是二十年。因为工作的缘故Brian频繁地出差，但在伦敦度过的周末，他都会带着乐队在大大小小的pub里演出。

有一天我在厨房里榨橙汁，Brian推门进来我顺手倒给他一杯。端着橙汁，他笑眯眯地问我：“你知不知道groupie是什么意思？”

我摇摇头。

他接着自豪地说：“groupie就是你们现在说的粉丝，年轻的时候，Anita是我的groupie，我到哪里演出，她就跟到哪里。我们乐队的鼓手金发蓝眼睛，帅气过人。但Anita一走进pub，就指着在台上演唱的我说，我最喜欢的是他。”

从Brian的Youtube 下载的guitar boogie

对于初次碰面的情节，Anita却有另一个版本。刚从爱尔兰小镇搬到伦敦大都市的她还保持着在家乡的生活习惯，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和表妹一起去跳舞。伦敦大大小小的pub是年轻人们社交的中心，乐队层出不穷，经典歌曲不断，那是她们心中最好的年代。

有一天Anita和表妹走进东伦敦一家从未光顾过的Irish pub，台上的Brian正在唱一首爱尔兰民谣。看到这个棕色皮肤的歌手在演唱家乡的歌曲，Anita惊讶地向表妹指了指他。

Brian演唱爱尔兰民谣并不是巧合。在更加遥远的1900年，还是英属地的南印度Chennai, Brian的爱尔兰祖父飘扬过海，成为了Madras铁路公司的一名职员。铁路工作者的生活在车站间流转，Brian的童年也在不停搬家中度过。居住的地点不断变化，但祖父家里家乡的音乐不断。郁金香206室门厅里那架古董钢琴就是祖父的遗物。

Brian对他和Anita爱情故事里受到的挫折总是轻描淡写，但实际上，和Ed Sheeran在Nancy Mulligan里描述的祖父母的故事一样，在那个保守年代，不同的宗教分支都可以成为爱侣百般受阻的理由，更不要说一个印度青年和爱尔兰少女跨越千山万水的结合了。碰巧的是，这首歌曲里唱到的两人私奔的地点Wexford，正好是Anita在爱尔兰的娘家。

从爱尔兰搬到伦敦后，Anita一直住在表妹家里。事业小有成就的Brian对表妹一家照顾有佳，和Anita开始交往后，他也常常带上Anita的表妹去跳舞和看秀。即便如此，表妹一家对于Brian的肤色依然耿耿于怀，常常抱怨这让他们在邻里抬不起头来。

备受压力的Anita十分苦恼，打算趁早了断。在一个陪Brian演出后的周末，回家的路上，Anita提出了分手。Brian了解她的痛苦，抿唇点了点头。

表妹家的黑漆木门在Anita的身后关上，本该离去的Brian却迟迟没有发动引擎。

没想到过了一会，Anita又打开了木门回到了街上。原来，恼羞成怒的表妹一家把Anita的所有物品都打包到两个破破烂烂的布袋里，丢到了楼梯间。

无处可去的Anita拖着两个大布袋，走进了伦敦冬夜的街头，却看到Brian朝她的方向一路小跑过来。

Anita有时候会感慨地说，这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如果没有表妹一家的狠心，她也不会和Brian重归于好。

搬进郁金香206室第二年的情人节，我在出租车的电台里听到了Carla Bruni翻唱的 Stand by your man，她慵懒的声线搭配着这浪漫的节日，我着了迷。于是一到家，就迫不及待拿起吉他，学着和弦小声哼唱。无奈Tina Turner的原版曲谱音调太高，Carla Bruni的翻版又过于低沉，我的声音在两个版本里不上不下地漂着，有点扫兴，我在厨房里长叹了一口气。

Brian适时地推门进来，向我眨眨眼。

我把吉他横在厨房的大理石高桌上，垂头丧气地趴在琴箱上，问他有何贵干。

他摊开左手掌心，看看掌心里的物件，又看看我，说，“这个送给你”。他手上是一个被黑色皮革包裹着把手的吉他变调夹。

Brian帮我装上变调夹，降到适合他的声调，演奏了Tina Turner版本的 Stand by your man。然后他大声呼唤Anita，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她家乡的Wexford的小镇pub里，他和Anita的母亲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弹唱了这首歌曲。pub老板的吉他琴弦断了两根，于是Brian就用剩余的琴弦凑出了伴奏。

当时，在外国面孔还十分稀奇的爱尔兰乡下，Anita交往了一个印度男友的事迹曾轰动了小镇。Brian回乡前，Anita的妹妹还认真地对老师说，我姐姐交的男朋友是个牛仔。

在pub里一举成名的Brian，用吉他和歌声打消了乡民的质疑，这座远在天边的爱尔兰小镇用温暖接受了牛仔。而近在咫尺的伦敦表妹一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和Anita正式交往后，Brian停掉了乐队，再也不去夜场演出。Brian的说法是，他美丽的groupies们难以招架，会引起Anita的猜疑和嫉妒。

Anita的说法是，Brian舍不得她总是在夜里独自等他回家。

我手机里保存着一段Brian的录音，是他最拿手的猫王的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每次家里来了客人，这永远是排在第一首的保留曲目。听说我的k歌软件可以对比原唱打分，他全神贯注地对着我的手机又演唱了一次。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Oh,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Brian告诉我，他要举办一个以70年代音乐为主题的聚会，大家都要身着70年代的服饰，演唱70年代的歌曲。

70年代的音乐会上，Brian穿着猫王夹克，蹬着被他精心擦了又擦的深红色皮靴，在Pretty Woman经典的前奏中入场。

24小时后，Brian被转进重症监护室，插上了呼吸机后，他再也没有醒来。

虽然Anita 和我们一样直到Brian去世后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比对外宣称的大了十岁，这让我们在稍加解脱的同时，也很惘然。他生前如此骄傲，要对年龄相差二十岁的妻子隐瞒自己的年纪。

在只允许土葬的伊斯兰国家，要找到一个能为天主教徒的火葬场并不简单。惯常的做法是把往生者的身体运回祖国，再进行火葬。这种方式虽然相对成熟，但漫长的等待对逝者和遗孀都是一种折磨。遵照Brian的遗愿，他的骨灰一半要安息在印度小城Chennai的家族公墓里。而另一半，则要漂洋过海来到夫人Anita的家乡，一座在山丘顶上的小镇教堂陵园。就此看来，显然本地火化更加实际。

几经周折，在一个英国丧葬顾问的帮助下，我们在迪拜北部的另一个酋长国Sharjah的荒郊野岭外，找到了一座可以提供火化的印度祠堂。小祠堂在一片杂乱的建筑工地之间，没有马路直接抵达。我和去取Brian遗体的尤莉子坐在一个朋友的越野车上，车在砂石间绕来绕去，才找到小祠堂前用白色围墙筑起的小小花园。

Brian去世的那晚，我躲到医院厕所里给尤莉子打了电话。东京是凌晨四五点的光景，被我的电话叫醒，她在朦胧间不解地问询Brian离去了是什么意思。然后，两人都沉默了，隔着电话抽泣了起来。Brian一直期待向尤莉子当面传达自己肺癌晚期的消息，也向她发出了70年代的音乐会的邀请。没想到等尤莉子再回到迪拜，已物是人非。

去认领遗体的尤莉子一直在震惊中不能舒缓，想必一个星期前急诊室里的最后抢救，已让人面目全非。关于细节我不敢问，因为害怕承受。

小祠堂里没有十字架，挂在墙上的是印度湿婆shiva的神像。想起在迪拜过的第一个圣诞节，206室全体出动在迪拜唯一的天主教堂里参加了新年的第一场晨间唱诗。隔壁清真寺宣礼声像防空警报一样的无预期地响起，但教堂广场上的唱诗声潮愈发强烈，好像在对抗蛮荒无礼的入侵。我看看Brian，Brian看看我，一脸自豪。好像在说，你看吧，我带你们来了这城市里最好的地方。

Brian的葬礼纪念卡封底

Brian去世后的第二年冬天，我从他的出生地Chennai转机去新加坡。第一班航程延误，下了飞机，地勤人员接上我一路小跑去转机通道做登机安检。

随身的行李箱在迪拜轻松过关，到了这个简陋的小机场却连连触发警报。在懊恼自己选择了臭名昭著的印度航司的同时，我无奈地随工作人员到安检口旁的一个小隔间开箱排查。他们要找的是一件锋利的金属物件。

行李箱在地上摊开，化妆包、相机和备用钱夹依次打开，无果。穿着褐色制服的印度小哥指向了箱子夹层里不透明的笔袋。此时，离登机舱门关闭的时间越来越近，我急忙抓出笔袋，一把拉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笔袋里的彩色铅笔、橡皮和便签哗啦啦地散落，Brian送我的吉他变调夹最后掉了出来。这只变调夹被他使用了多年，把手处的黑色皮革已经磨损不堪。

握着这沉睡多时的冰冷物件，记忆里的音符在掌间流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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